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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水者之杖
——谢默斯·希尼的地名诗书写
刘燕 吴昱璇
内容摘要：地名诗是爱尔兰民族颇为重视的一种语言资源和诗歌形式。谢默斯·希尼的《卜水者》等系列地名诗为通达爱尔兰文化精神之核心设定了一条路径，即语言文字。诗人因循着爱尔兰地名诗的文学传统，书写人们日常生活的集体记忆，以及地名变化背后隐而不显的英/爱冲突的历史。由此，希尼成为了发掘爱尔兰语言之源泉的“卜水者”，其地名诗亦成为希尼手中丈量土地、探测爱尔兰文化根源的“榛木杖”。
关键词：地名诗 谢默斯·希尼 《卜水者》 英-爱地缘政治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24
Title: The Stick of the Diviner：The Writing of Seamus Heaney’s Place-names Poems
Abstract: The place-names are also a kind of language sources great valued by Ireland people. Following the literary traditions of Irish place-names poems（It is also called “dinnseanchas” in Irish）, Seamus Heaney writes about the Irish’s community memories and the history of concealed conflict between England and Ireland behind the place-names’ changing. Heaney’s place-names poems such as The Diviner set a path accessible to the core of Irish language. Thus Heaney becomes the water diviner, exploring the root of Irish language, and his place-names poems work as a land-measuring hazel switch to discover the origin of Irish culture.
Keywords: Place-names poems, Seamus Heaney, “The Diviner”, Geopolitics between England and Ireland
Author: Yan Liu,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Transcultual Studi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Yuxuan Wu, Postgraduate, Institute for Transcultual Studi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光重新降临爱尔兰古老苍翠的大地，在叶芝获诺奖70余年后，希尼（Seamus Heaney）为爱尔兰再次发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称赞“他的诗歌具有抒情之美和伦理之深，使日常生活中的奇迹和活生生的往事得以升华”（）。希尼获得了这项享誉世界的文学桂冠，再次吸引全世界关注爱尔兰诗人面临的身份困境及其文学书写方式。希尼以地理空间作为独特的表意对象，构建了包含地名、地形地貌、自然生态、双重语言、文化景观的诗歌隐喻体系，他倾其一生，试图探讨如下诗学命题：“一个诗人何以合适地生存和写作，他与自己的声音，与自己生活的地方，与他的文学遗产和他的当代世界的关系如何？”（欧震 9）
一、 卜水者之杖：地名与爱尔兰地名诗传统
1966年，希尼发表第一部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Death of a Naturalist）。《卜水者》（“The Diviner”）便来自此诗集，该诗描绘了爱尔兰一种古老而神秘的职业：
一根榛木杈砍自绿色的灌木丛
他紧握住V形两端：
在地上兜着圈，寻猎水的
吸力，紧张，却又职业性地
沉静，那吸力陡地到来犹如蜂螫。
魔杖猛然一沉，精确地震颤，
突然发布地下水的消息
通过一个绿色榛木杈，它的秘密电台。
“卜水者”是爱尔兰一种古老技艺的传承者，这一职业源自凯尔特原始宗教与巫祭，经由游吟诗人（gleeman）的颂唱与德鲁伊特教（Druid）的神秘发扬而流传下来。［1］“卜水”之于爱尔兰，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这大抵与其独特的地理风貌与生态环境有关。此岛多水而潮湿，尤以沼泽为典型地理特征。与水有关的沼泽、阴雨天气伴随着爱尔兰人漫长的古老历史，成为了其栖身之所与生存之征。“水”“沼泽”“河流”等意象贯穿于希尼的诗歌创作中，成为他表达爱尔兰精神气质的标志性符号：“直到今日，那些潮湿的绿色的角落、水流纵横的荒地、长满柔软灯芯草的低洼地，所有被水份润泽、被苔藓植被遮蔽的土地，即便是在汽车或火车上轻轻地一瞥中，仍显示出一种瞬间的深沉暗香的魅力。”（《希尼诗文集》 203）希尼曾形容早期爱尔兰诗歌为“一种泉水般的音乐”（《希尼诗文集》 295）。在一次访谈中他提及“sounding”的双重含义，一指探测水之深浅，二指诗人通过语言实验探出一条路（《希尼诗文集》 439）。探水仪器“榛木杖”象征着语言，当诗人握住语言文字这一工具时，言说的行为得以发生，情感的传递与沟通得以建立，人们通过语言文字的交流建立同一民族的统一文化体系，并以命名的行为将自身与栖身之所维系在一起。希尼认为：“在与隐藏的东西相接触的功能方面和把感知或唤醒的东西显现出来的能力方面，卜水者与诗人彼此相似。”（《希尼诗文集》 259）当诗人成为了一名卜水者时，“地名诗”（place-name poets）便成为了诗人手中的“魔杖”。它是希尼本人，抑或爱尔兰诗人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诗艺，它成为通达爱尔兰文化根基的一座指示标，既延续着爱尔兰古已有之的一种独特文学传统，又是一种文化“考古”。这使得希尼的地名诗不单停留在对某个地名的诗意想象上，而是在语源学上考证地名的原意、出处，以及地名能指背后的所指——地理空间及其文化属性如何在历史中发生微妙的演变。
“地名是地理事物的具体地址，是地理事物与地区的具体联系”（茹奇克维奇 21）。地理事物多种多样，而地名则成为了表现地理事物的一种语言符号。“地名的意义总是存在于它所指涉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统一中。从最充足的意义上，地方的名称概括了一种无法被化约和被偷换的生活”（欧震 95）。将这种文字化向前再推一步，一种将地理景观文学化的策略产生了。人们可以直接描述地理景观中的物象，将其以有机方式结合，形成文学化的景观描述；同样也可以用地名作为沟通的桥梁，通过对地名的阐释与联想，使地理景观转化为文学文本。后者的一种实现路径，便是“地名诗”：“经由地名诗，地名得到了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命名过程成为了一种本源神话，而地理景观乃至这片大地本身，也因此承载了伦理的、认识论的、审美上的多层意蕴。”（Denvir 24）
爱尔兰早期文学中已经出现了地名诗，它作为爱尔兰文学中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世代流传，并以一专有名词称之：Dindseanchas/Dinnsheanchas。《大英百科全书》对此作出如下解释：
地名诗描绘的是盖尔语文学中，有关于爱尔兰地名的词源或历史的散文或诗歌。例如，溪流、史前山寨［古代爱尔兰部落的堡垒］、小丘、岩石等。这种叙述方式自12世纪修士僧侣的手写稿讫今，呈现出了多种形式。地名诗包含了许多前基督教时期的神话元素，尤其是关于神灵与妖精的传奇故事。
与世界上诸多文明不同，爱尔兰的地名象征并未成为一种隐在的属性，潜藏于其文化结构中，而是较早地进入了文学的场域。公元4世纪末，来自英格兰的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在爱尔兰岛上的游历见闻流传于世，开启了爱尔兰漫长的游记文学传统，并遥相呼应18世纪随着近代旅游业兴起而在英国突然涌现的爱尔兰旅游宣传热潮；另一传统来自12世纪的威尔士史学家杰拉德（Gerald of Wales），他亲历了诺曼人对爱尔兰的突然入侵，写下了《爱尔兰地理志》（Topographia Hibernica），倡导一种“到场的修辞学”（rhetoric of presence）。［2］第二种结合方式来自地图绘制（mapping）和地名命名（naming）（Smyth 24-26）。地貌与语言嵌连而成了地名。在地图与地名背后存在一层所属关系，这种关系的正式生效有赖于文字或图画的描述。从某种程度上说，地图与地名即以官方的名义，宣告了写作（若将绘图视为变相的写作）与地理空间的结合。
但由于英国对爱尔兰的长期殖民，这种所属关系呈现出不稳定的遮蔽状态，原初确立的地名与地域特色往往被清除或涂改。“英国殖民当局一方面引进英国的管理经验和法律体系，由英王从英国国内派关键岗位的官员，实施英国法律，重新划分郡县，将地名英国化，大力鼓励英格兰移民前往爱尔兰居住。另一方面，本土盖尔语及其文化被边缘化，遭到‘文化的灭绝’”（陈丽 12）。此时，为后世的文化考古提供了最初命名出处依据主要是爱尔兰古诗。在爱尔兰盖尔语中，形成了一个漫长的诗歌传统，这是一些关于命名各个地方和对它们的依恋的诗，它们往往采用编目（catalog）或者罗列（list）的方式呈现生活细节及审美意象群。当这种写作方式关联至具体的地理区域，地名因其历史过往及传说故事而被人格化，由此诞生了“地名诗”［3］。中世纪时，地名诗成为游吟诗人传唱四方的重要题材。成书于六、七世纪，作为爱尔兰四大英雄传奇之一的《芬恩记》（The Fenian Cycle / an Fhiannaíocht）便通过主人公芬恩游猎幽谷山峦的经历，描述了各地风土景观，呈现了众多地名诗。而在另一部作品《夺牛长征记》（Táin Bó Cúailnge）中同样涌现了大量地名。从《芬恩记》到《夺牛长征记》，爱尔兰古诗以主人公的游历与冒险，勾勒出多幅鲜活的文学地图。
爱尔兰当代诗人、翻译家罗森斯托克（Gabriel Rosenstock）认为：“与爱尔兰语诗歌相比，似乎英国诗歌更多地回应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尔兰语诗歌，尤其是在詹姆斯二世党人这一时期之后，更多地关注于地理而非历史。”（冯建明7）对希尼影响颇深的爱尔兰诗人叶芝便尝试于诗歌中建立地理故乡，在其诗作《湖岛因尼斯弗里》（“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经柳园而下》（“Down by the Salley Gardens”）等中，他营构了其童年生存过的爱尔兰西部地理空间。爱尔兰的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历史与景观，与叶芝一样，希尼在其早期作品中就已开始探索和展示各地地理及其习俗，二者之间的亲密性构成了其地名诗的重要主题之一。
二、 呼唤母性之名：地名诗中的语言寻根
“每一个名字都倾注着对每一寸土地的热爱。如此诉说这些名字使得不同的地域互相疏离，并将它们转化成华兹华斯所称的一幅意识的图景”（《希尼诗文集》 204）。希尼诗中的地名亦为母亲之名的替代物，是一种富有母性色彩的阴性语言暗示，成为诗人个人记忆与心灵的回归之地。在语言层面上，这类地名往往寓意一国之母语，是诗人交杂的语言文学体系中充当元音的部分。最终，诗人个人化的地名印象扩充至整个族群的情感共鸣，地名成为人们共同寄怀的心照不宣的家园。
在希尼的这类地名诗中，《安娜莪瑞什》（“Anahorish”）具有代表性。希尼儿时入读与这首诗名同名的安娜莪瑞什小学，这是一所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儿童“混合”上学的学校。在诗篇的开头，他点明了“安娜莪瑞什”对于自己的意义：
我的“清水之地”，
世界开始的小山
那里清泉涌出，流入
闪光的草地（《希尼诗文集》43 ）
“清水之地”（anach fhior uisce / place of clear water）即诗人的文化启蒙之地，它如同伊甸园般神圣、洁净而光明。“清泉”（spring）另含“春天”之义，预示着新生命的孕育，与蓬勃的绿草地相得益彰。这座“世界开始的小山”最重要的意象是与女性相关的“水”。母体的想象并非停留在语词的所指上，而是寻求同能指的一致：
“安娜莪瑞什”，你是辅音
柔和的上坡，母音的绿草地。（《希尼诗文集》 43）
希尼热衷于诗歌音韵，以元音和辅音的对照，展开了一系列联想。在他看来，“窗玻璃里映着的地球仪倾斜着像个彩色的O”（《希尼诗文集》 156），而g/ k一类的颚音则让他联想起鲤鱼粘液、油滑泡沫、梭子鱼的脓疮（《希尼诗文集》 114）——正需要元音来拯救、净化。联系爱尔兰人尽量避免发辅音p这一奇特行为（罗尔斯顿 15），元音的清亮、圆润似乎更受到其喜爱。希尼将这种偏好强化成为对母爱的向往，于是元音在某种程度上被女性化了。
作为“元音的绿草地”的“安娜莪瑞什”是生命的子宫、诗歌女神的福祉之地，也是母亲形象的象征。当“我”呼唤其名时，通过言说和出声确证了它对自我的意义，象征着“我”对母语的呼唤。“我”之记忆的归乡隐喻灵魂的归乡，它与回归母语联系在一起。通过“安娜莪瑞什”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名，诗人、故土同母语实现了三位一体的结合，这种统一如诗之境般自然流露，如清泉般自由流动，无私而慷慨地滋养着诗人的灵魂。
然而，诗人没有将与土地的亲密关系局限在个人经验中，而是把个人的体验汇流入集体记忆的汪洋。他任凭自己的记忆在过往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徜徉：
记忆中的灯
在冬季夜晚
摇摆着穿过庄院。
拿着桶和手推车
那些小山上古朴的居民
在齐腰深的雾中
在井边和粪肥堆上
敲碎薄冰。（《希尼诗文集》 43）
记忆之灯引领自己回到过去，重返昔日的生活场景。诗人使“古朴”同时指归了“古代”。［4］自古至今，爱尔兰较多地保留了延续下来的耕作及劳动的生活方式。希尼坚定地相信，自己真实地生活于爱尔兰人一贯的传统生活中。当薄冰被敲碎时，似乎记忆与过去发生过的真实也随着细碎的冰渣消散了，现实与童年生活合为了一体；同时，诗人同古人千百年来历史长河的距离也被敲碎，就像一堵无法跨越的墙，在击碎的瞬间，终于得见墙对面人们清晰的身影。“我”与记忆、时代、族群之间的隔阂最终得以消解，呈现给人以完满的美感。
而在《一首新歌》（“A New Song”）（《希尼诗文集》 52）中，地名“德瑞加夫”（Derrygarve）让诗人联想起盖尔人的古老音乐，夕阳中的水，以及由处女灌注的平静的祭酒，它是年轻女孩、兴奋香水等女性符号的代言词。它柔美而温暖，就像“元音的拥抱”。而音乐与酒，暗示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迷醉与狂喜，暗示着诗乐舞一体时代的祭祀狂欢，艺术在此孕生，蓬勃的创造力在这一场景中迸发。元音与女性构成了作家想象中的黄金国和乌托邦——一片孕育生命的绿草地，一个诗和祭器在场的文化母体。
希尼笔下的地名再次与母亲的意象相联系，体现在诗作《木斯浜》（“Moss Bawn”）中。［5］作为对母性的追溯方式，回忆被再次放置于诗中，而回忆的内容围绕着“她”——被希尼视为第二个母亲的姨妈进行展开。同《安娜莪瑞什》类似，“木斯浜”被具化为如母亲般温厚柔美的一个怀抱和容纳希尼童年时代的时空展台，是吸引他不断回首瞭望，并从中汲取精神养分的一处意义之源。阳光、清泉、闪烁之光、绿草地等满载着幸福与恬静的意象不断出现于诗中，似乎反复的精神归乡，能使诗人暂时地从对现实身份的焦虑与对民族前途的苦思中抽身出来，享受短暂的安逸与休憩。
除了以上几首以“童年”为主题的地名诗外，希尼的创作中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环——“沼泽诗”（bog poem）。作为一种特殊的地貌，“泥炭沼泽”（bog）“成为记载爱尔兰历史的博物馆”（和耀荣 39）。从物质形态而言，泥炭沼泽提供了丰富的生态资源，贮存着丰富的煤炭能源以供人们生存所需；另一方面，煤炭沼泽本身作为历史的具化，留存了大量远古时期的残骸，作为独特的地理记忆，见证了爱尔兰的地理与文化演变。
希尼早期创作过几首以沼泽为题材的诗作，如收录在《进入黑暗之门》（Door into the Dark）中的《沼泽地》（“Bogland”）：
我们的垦荒者不断在这里开掘
向内向下。
他们开掘的每一层
似乎都曾有人住过。
沼泽地的凹处可能是大西洋水渗出的地方。
潮湿的中心深沉无底。（《希尼诗文集 38》）
地理纵深上的深沉无底，暗示着时间纵轴上的深邈难寻。而随着垦荒者的开掘，层叠的矿层纹理中，透露着人的生活痕迹。这些过去的土地被雨水冲刷、堆叠、沉积，与之相伴的是过去生活于古老土地上的人与各样生灵。“爱尔兰麋鹿的骨架”“黄油”“浸透水的树干”，这些具有爱尔兰地理特色的标签如同被存放在天然的博物馆，随着开掘而重见天日，成为爱尔兰有形的历史书签。诗人因而顿悟：虽然“我们没有草原”（《希尼诗文集》37）——却有亿万年硬结而成的沼泽。
《吐默》（“Toome”）是一首以泥炭沼泽为题材的地名诗。诗以呼唤其名的方式开始：
我的嘴环抱
柔和的爆破音
Toome，Toome，
随着在伸出的
舌头下面，
我把千年的
壤土、燧石、枪弹、
残破的器皿、
项圈和鱼骨中
新鲜的东西推入
一个矿藏丰富的隧道（“诗二十首（诗）” 128）
“吐默”为盖尔语音译，是希尼故乡农场附近的一处沼泽的名称。名字开启着儿时的记忆，希尼曾在《进入文字的情感》（“Feeling into Words”）一文中描述沼泽地在其儿时故乡风景的记忆中的不可替代性，沼泽孕育着“诗的最初胎动”，并促使诗人审视沼泽地与爱尔兰民族的童年时代的关系（《希尼诗文集》 265）。
“吐默”一词发音的特定口型被诗人想象为具象化的沼泽地形，嘴唇包围着的正是沼泽深沉不见底的中心，翻滚的爆破音则如同沼泽中硬化变形、后被开垦翻出的遗迹，声音在吐露的瞬间，这些沉睡千年的物质终于显出其形。身体吐纳的过程，象征着沼泽地的迭代交替。封存其中的物事之丰富，涵纳了不同地域、不同年代：史前的燧石、古代高路人的金属饰环（torcs）与近代的枪弹。这些器物凝结着人的智慧，昭示着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而它们尽数被推入幽深的沼泽深处。
直到我陷入
那在沼水和支流
下面突然
倾斜的淤泥，
小鳗鱼尾随我的头发。（“诗二十首（诗）” 128）
从自然物、人工造物，到人本身，诗节推进的过程，也是人的痕迹愈发浓重的过程；而“我”也从发声的主体逐渐滑落为沼泽的产物，在这种滑落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时间。阅读整首诗的短暂时间被拉长，漫长到“我”也浸入了沼泽，成为历史的遗留。这是人随着历史的前进而被挟卷，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脚的过程，也是诗人由旁观到参与其间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的生成中，人与沼泽建立在世代居住和伴随中的关系得以鲜明体现。
三、 英-爱地缘政治背景下希尼对地名改写的考证
希尼的诗歌常同时出现自我与他者、群体与群体的分化与截然对立。《另一边》（“The Other Side”）中的“我”和“他”，因宗教信仰的隔阂疏离，无法对彼此言说沟通；《沼泽女皇》（“Bog Queen”）一诗中，“我”横亘在代表爱尔兰的“泥炭草皮”（turf-face）与代表英国的“大庄园”（demesne wall）之间，两个群体的联系自冰冷的围墙、锋利的玻璃刺处断然割裂。《卜水者》这首诗同样如此。“卜水者”和“旁观者”分裂成两个不同的群体，彼此保有全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当卜水者接触这语言之杖时，他们的心灵将因只有他们才能通晓的语言而颤动、产生感情，并借由语言通达千百年来爱尔兰人共同书写的历史记忆。因而，当旁观者——异乡人、他者捧起一本盖尔语著作，留给他的只会是满纸茫然——属于特定民族的语言将无意识地对异己者予以排斥与拒绝。
希尼在诗中表现出的“割裂”，根植于爱尔兰民族的斗争史，并在侧面上反映出盖尔语被外来语言吞噬，进而逐渐倾颓的历史。中世纪时，凯尔特种族同他族发生频繁的纷争，面临领土危机，尤其在英国大举侵略入境之际，诗人开始自觉地采用地名诗作为一种抒情方式来反映现实，地名诗的创作得以爆发。12世纪始，盎格鲁—诺曼人（Anglo-Norman）趁爱尔兰内部军阀混战之时入侵，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扩散。1201年后，德·伯格家族建立戈尔韦城（弗里曼 81），开始对爱尔兰原有地理版图进行变更。都铎王朝则以更暴虐的侵略行为重构着爱尔兰：为使其中的一些地方永久成为英吉利所属，许多新城镇建立。过去名为“女王郡”“国王郡”的地方改为了“莱克斯”“欧法利”，同其“邻郡米思、基尔代、基尔肯尼等以同一方式，为了纪念菲利普和马利于1556年建都”（弗里曼 86）。随着殖民者的侵入，已经延续了千年的古老地名遭受了另一语言体系的强势侵袭。英语作为一门生机蓬勃的语言，也跃跃欲试地在陌生的新邦生根发芽。对地域的重新命名直接高效地宣告了对盖尔语主体地位的侵犯，昭示着自己迫不及待入主的强势姿态。从此，爱尔兰的文化传统便不再保持高度一致，而是渐渐地在英国刺刀的剥离下倾颓。在时间的腐蚀中，爱尔兰文化得以言说的盖尔语传统被爱尔兰人日渐淡忘，这些地名已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斑驳不清，无人知晓。
“每个名称都是一种历史文献，其特点可以通过语言来了解”（茹奇克维奇 58）。地名不再是诗人个人化的情感堆积，而从风恬浪静的港湾缓缓驶出，进入了满目疮痍的交战场，在民族间的话语激烈冲撞中获得了社会学上的广泛意义。希尼最终选择自童年的静谧幻象中出走，回到残酷的现实语境，切实地承担起作为爱尔兰民族诗人的重责，投身于对波谲云诡的历史漩涡的考证。由此，“木斯浜”之名出现了另一层所指：
我们的农场名叫“摩斯巴恩”（Moss bawn），“摩斯”（Moss），是一个苏格兰词汇，大概由垦殖者逮到了乌斯特尔。“巴恩”（Bawn），是英国殖民者为他们坚固的农庄所起的名字，“摩斯巴恩”，即沼泽地上的垦殖者之家。尽管有了这个“学名”，我们还是将其念为“摩斯班”（Moss bann），而“班”（Bann）在盖尔语中意为白色，这样一来，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否就意味着“白色苔藓”——沼泽地上的白棉花？在我家乡的名称中，我看到了乌斯特尔文化裂隙的隐喻。（《希尼诗文集》 220）
“摩斯巴恩”是多种语言交织而融汇成的语词。由“班”到“巴恩”，处于主体地位的盖尔语陡然从其语言的王座上跌至深渊，英语语词仿照其军队侵占领土的方式侵蚀了盖尔语的领地；最终呈现的地名已全无盖尔语的元素，反而被他者——苏格兰语与英格兰语所瓜分。对于一个有着悠久民族语言传统的国家，英格兰的侵略方式显然不仅着眼于政治经济领域。文艺复兴时期，正值茁壮的英国光鲜亮丽，彼时便有诗人斯宾塞（Edmund Spenser）在其论著《论爱尔兰现状》（A Veue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Irelande）中提出彻底废除爱尔兰语的观点：“说的是爱尔兰语，心必定属于爱尔兰，因为言由心生。”（转引自克罗宁 125）从语词衍生至现实世界，我们可以想像这段历史背后的刀光剑影。
在“摩斯巴恩”的名称背后，浸透着爱尔兰人苦涩难言的荒诞感，而希尼选用了一个极其精切的比喻并展现了其意义空缺——“沼泽地上的白棉花”。“摩斯巴恩”之前的原始语义的遗失，传神地表达了爱尔兰人复杂的内心活动。希尼认为沼泽是爱尔兰文明诞生之地，是混合了泥土与水泽的混沌又清明的爱尔兰历史的开端。而“白棉花”是世界上主要的一种农作物，是人类农耕文明的一种重要产物。“沼泽地上的白棉花”喻指了由爱尔兰历史始源孕生出的洁白、灿烂的爱尔兰文明。它纯洁无暇，对应着盖尔语“白色”之意，暗指爱尔兰的清正无害。就像希尼在其他诗歌中将爱尔兰比作天真无邪的少女一般。诗人坚持认为，爱尔兰文明出淤泥而不染，它本应自成一体而无拘无束地生长，如今却横遭异邦残暴的蹂躏。纯白的爱尔兰棉花被蛮横地扯下，随意地丢弃、坠落污泥。盖尔语从此成为了无根飘零的野花，因外族语言的挤轧而阻断了养分的输送，即将面临枯萎的苦果。诗人忧重的愁绪，在对“摩斯巴恩”的一遍遍念诵中飘散而出，结成了凝滞的雾气，久久弥漫于荒落的沼泽之上。
《布罗格》（“Broagh”）是希尼地名诗中揭示地名改变的又一范例：
布罗格一词
低音的得得连续敲击声
在带风的布尔树
和大黄叶片中
收束得近乎
突然，就像那最后的
“格”让外来人感到
很难驾驭。（《希尼诗文集》 49）
整首诗交织着盖尔语与古英语词汇上的差异，构成了外来语与盖尔语之间巨大的意义鸿沟。拉塞尔（Richard Russell）试图在这首诗作中找寻希尼对艾略特（T. S. Eliot）“听觉想象力”（auditory imagination）［6］的实践（Russell 170），全诗充斥着地名“Broagh”中元音“O”的回声：“long”“broad”“docken”“canopied”“down”“ford”“mould”“low”“tattoo”“boortrees”“found”。大量回环的同一元音的变体构成听觉上的和谐感，使整首诗节奏绵长，音韵厚重。而柯克兰（Neil Corcoran）则评价此诗“堪称以语言协调宗派分歧的典范”，交织着北爱尔兰语言体系中的三支分流（Corcoran 90）。例如，“rig”一词源自苏格兰语，指“河岸边的田地”（riverside field）；“docken”是古英语中一种名为“酸模”（dock-plant）的阔叶野草。诗人企望通过诗的调和，消弭语言的差异，获得一个无法分割的诗歌整体。无论是“河岸/Broagh”，种植用语“河边田地/rig”抑或是“阔叶野草/docken”，在这些词汇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形成的一种亲密无间的对应关系无疑根植于民族集体记忆中，呼唤着关于最早的爱尔兰定居者如何在大地上繁衍生息、耕作收获的记忆。希尼的喃喃自语，成为了游吟诗人式的浅吟低唱，将读者从当下拉回幽暗潮湿的古代，拉回到命名最初形成的时刻。最早的名称往往与河流、森林、高山有关（茹奇克维奇 56），伴随着人对某一地理的极度依赖，名称得以说出，作为人与当地一段亲密关系的契约。人与土地，如同人与其所在的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在包容与归属间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而外来者的到来，生硬地打断了这种密切的契约，代之以毫无感情的发音与朗读。“布罗格”与“河岸”“黑色的O”“外来人”与“格”的发音，这些差异不仅造成了语义的不容，甚至连可读性都无法满足。在面对爱尔兰语言时，英国人为首的外来者陷入集体缄默。诗人试图以此种书写方式区分民族意义上的自我与他者，拒斥了二者意义合流的可能性，如尖刺一般戳破了语言同一化的谎言。希尼自称这首诗创作于20世纪的70年代早期，时值爱尔兰与英国之间的激烈冲突。面对英国对爱尔兰民权运动的迫害镇压，希尼以语言为号召强调爱尔兰身份的独立性。“这些诗是关于发音的，但它们又不仅是关于发音的，不仅是关于词的声音。它们是写一种特别语言间的亲密性，一种特有的文化，是遗传给你的身份，所以那就是政治”（《希尼诗文集》 440）。
《雨的礼物》（“Gifts of Rain”）一诗则再现了语音带来的无法弥合的矛盾。在最后一节，希尼写道：
莫尤拉
这是它自己的乐谱与伴奏
奏乐行进之时，淹没所到之处。
芦苇的音乐，
古老的歌者，
呼出雾霭，
穿过元音和历史。（《希尼诗文集》 48）
“莫尤拉”（Moyola）是诗人童年生活的村边的河流名称。在盖尔语中，“莫尤拉”“乐谱”（score）、“伴奏”（consort）等词语需要发小舌音或喉音，而英语中缺乏此类音。朗读时直观的听觉体验将整首诗带回古老的历史，诉说一段爱尔兰人可以发声“歌唱”，可以按照“自己的乐谱和伴奏”言说历史的时代。在这种历史回溯中，人们再次与元音相遇，某种程度上是回到了“元音的怀抱”，正如《一首新歌》中描述的：“褪色的草地要被绿草重新占领”（《希尼诗文集》 52），被殖民统治抑制的绿色生机将在对“莫尤拉”的呼唤中再次焕发。当然，希尼并非简单地以二元对立的姿态面对英语的话语主导地位，而是巧妙地穿梭于英-爱地缘政治铸就的复杂纠葛的历史缝隙中，把个人和爱尔兰的虔诚视为元音，把由英语养育的文学意识视为辅音，不断调和、平衡元音与辅音之间的关系，书写超越于殖民与被殖民伤痛历史的未来之新愿景。
希尼的地名诗分化为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一种忠于自我，是诗人童年回忆茁壮葳蕤生长的母性之地；另一种针砭现实，是诗人剥去历史的表象，为爱尔兰文化的复兴奔走呼号的先锋号角。这一双向维度与希尼对爱尔兰深沉的感情紧密相连，即使是展现个人成长经历，希尼也将自己立身的土地还原为整个民族乃至漫长历史上一代代爱尔兰民族生根立足的土地，以个人与土地的羁绊喻示爱尔兰族群与土地的亲密依存关系。
从原始的盖尔语命名，到英国殖民统治者对原先盖尔语地名的改造，地名的变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照英—爱之间地缘政治复杂纠结的历史视野。爱尔兰文学传统对地名的一贯重视，使这种观照视野成为可能。希尼追溯爱尔兰文学源流，找到了地名诗这一独特的写作形式并发扬光大，这本身便是他对爱尔兰文学的一种自觉回归与汇流。希尼承袭了古爱尔兰地名诗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由书写地理景观、地理人格扩为书写殖民历史与当下社会，从而赋予了地名诗以现实批判、拯救文化传统的效用。在诗人看来，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出来没有一首诗阻阻止过一辆坦克。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哪怕仅有小小的亮度，也有片刻阻止了混乱。这就像在那沙中写字，在它面前原告和被告皆无话可说，并获得新生”（《希尼三十年文选》 250）。在支离破碎却依稀闪光、重焕绿意的民族语言中，在爱尔兰长期争取自由与独立的进程中，在希尼所处的北爱尔兰诗人群体面临的身份困境与不断蜕变中，地名诗不仅成为爱尔兰人的土地颂歌，也成为了卜水者手中之杖，诗人希尼手中之笔。
注释［Notes］
［1］参见托马斯·威廉·黑曾·罗尔斯顿：《凯尔特神话传说》，第1-56页。
［2］See Gerald of Wales. The History and Topography of Ireland. Penguin Books, 1982.
［3］See Sean H. McDowell “ Cataloging, Dinnseanchas, and the Lyricism of Tony Curtis.”
［4］原诗中的“mound-dwellers”有双关意，指“古代人”和“住在山上的人”。
［5］木斯浜，英文为Moss Bawn，后文译作“摩斯巴恩”。
［6］“听觉想象力”，是艾略特提出的一种诗学理论。他在《诗歌的功用和文学批评的功用》（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中将其定义为“对音乐和节奏的感觉”。See T. S. Eliot, 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 Bames & Noble, 1955, 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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